我退了一步，摇了摇头，转身往回走。
杉田先生提议把伞借给我，被我拒绝了。
我沿着来时路走回少年院门口，想把弄丢的雨伞找回来。
但它已经被风刮走了。
晚慧之人（五）
第五章
假释是一种不完备的自由。
我的假释期是一年。
在这段时间，我必须每个月向假释监护人报道，有任何出行计划都必须向监护人报备等待批准。
如果做出了可疑的事情，又碰上了不好说话的监护人，假释就结束了，甚至可能要重新接受审判，延长刑期。
我的假释监护人是一位退休的医生，姓里见，为人正派又友善。
我本来以为面对少年犯，他会更严厉一些，但他对待我的态度极为亲切，第一次见面便仔细询问了我出院后的状态和家人的情况，又说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联系他帮忙。
我后来才知道里见医生如此热切，是因为木之下的事。
我在少年院最初的室友之一木之下，在我和中野他们入院后不久就因为成年接受了二次审判，从少年院转到监狱待了两年之后假释出狱。
假释的第三个星期，木之下在廉价旅馆的房间自杀身亡，留下的遗书说“因为没必要了”
。
奇妙的是，仅仅是听人转述，我便明白了木之下的意思。
独居在位于金泽的旧宅，我感觉自己像这幢房子一样被遗弃在原地。
家里大部分布置都显得陌生：客厅最南边的窗户没了玻璃，窗扇从内侧钉上了木栅；电视消失了，只剩支架经年印在矮柜上的痕迹；墙壁上的装饰画也不知所踪。
这所房子仿佛人的尸骸，在时间中一点点丧失细节，只剩骨架。
按照父亲的希望，我开始找工作。
我把报纸招聘栏的广告一条条整理在笔记本上，每天起来就换上衣服去面试。
不论是金泽市内的便利店和快餐店，还是市郊的农户和机械厂，只要写明在招工的，我几乎都去了一遍，能找到的却只有日结的短期工作。
家庭裁判所和少年院的处分是受到保护的，但只要看到我的履历就会明白，中间空缺的三年不可能是简单的家里蹲。
金泽的九谷烧很有名。
结束一天的搬运工作，路过金泽站附近的九谷烧展示窗口的时候，我曾经去问过，少年院制陶的经历算不算工作经验呢？对方很礼貌地回答说，非常抱歉，吉田先生最近没有接收弟子的计划。
那一瞬间，我感到了强烈的羞耻。
回到家里，我把从少年院带来的背包翻了出来。
背包里东西很少，只有入院时那身现在已经穿不下的运动服，不到三万日元的劳动酬金，还有一个笔筒大小的绿釉陶瓶。
少年院会给每个假释的少年犯准备一份出院赠礼，这个陶瓶就是我的那一份。
陶坯是之前陶艺课时自己制作的，院里拿去烧制上釉后又回赠给我。
我一直不明白陶艺课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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